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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夫建業已經離開我們兩年了, 這兩年來心境沉浸在悲傷中, 一直無法平靜下來, 他最後四年寎中的點點滴滴, 始終在我腦海中不停翻騰. 由於2010年一次偶然的檢查, 醫生告知我得了肺癌. 不知道 上帝還給我多少的時間, 思考再三我想即使是再為難, 我也願將這段經歷寫下來, 也許可以給在同樣路程中, 徬徨不知所措的朋友們一些借鏡.

建業在華航任空勤組員工作近三十年. 他最引以為傲的是: 一生背著中華民國的國旗, 到處為華航開疆闢土. 中間曾經歷越戰, 給美國飛運輸機, 擔任空中運補工作. 之後華航開客,貨機越洋航線, 他也飛遍了每一站. 這是一個高危險群的職業, 到了六十一歲的那年, 在家人極力的勸說下決定退休. 當時孩子們都已經完成學業, 我們也遷居到北加州.

1995年他從華航退休, 身體狀況看起來不錯. 因為當時要到美國定居, 所以去榮總做體檢, 檢查報告出來說他疑似有攝護腺癌. 當時他嗤之以鼻. 他說: 空勤組員每半年要體檢一次, 從未發現健康有問題, 絕對是誤判. 開頭的幾年確實沒有甚麼症狀, 頂多也就是夜裡多起來幾次. 尿液排不乾淨, 有時勸他去醫院看看吧! 他總是找藉口, 拖過一陣也就忘了. 直到1998年, 那一年我們兩人同時做身體檢查, 醫生很鄭重的告訴我們, 建業需要專科醫生再檢查.

那時也曾打聽過台北泌尿科有名的醫生. 最後選了台北市書田診所的陳明村醫師. 到1998年歲末陳醫師決定給建業做第一次手術. 將尿道擴張,另外又做了切片檢查. 取出十片活體組織. 發現裡面有六片不正常, 建業這才警覺到事態的嚴重 ,陳醫師開了些藥並且告知須定時驗血.一旦PSA指數升高, 超過安全指數’4’要馬上告訴他.

建業從華航退休後, 每年都有一張票,可以免費搭乘華航到達的任何地方, 所以我們每年都飛回台北做檢查. PSA的指數一點一點的往上升. 就這樣又過了三年.

建業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建中. 他們是莫逆之交. 有一天建中忽然從台灣打電話來說: "建業好嗎? 昨夜我做夢, 夢見建業滿臉是血的來找我. 他是不是有什麼事? 來台北時一定要來我家!”

2001年的年底, 我們回台灣, 見了建中後, 將病情大略的說了一遍. 建中說: ”我給你介紹一位三總的泌尿科專家. 聽聽他的意見.”

第二天就見到了于大雄醫師. 于醫師診斷後說:”我的建議是馬上開刀,摘除睪丸.” 建業當時也嚇了一大跳, 他承認自己有病, 但是身體一直看不出有什麼異狀. 而且為什麼不是摘除攝護腺, 而是摘除睪丸? 于醫師解釋說: 當初吃藥是荷爾蒙治療. 這三年吃藥的過程中, 攝護腺與鄰近的器官產生了粘連, 摘除攝護腺可能會傷了鄰近的器官, 為了減少男性荷爾蒙的分泌, 摘除睪丸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也不必太擔心, 這病發展得很慢, 保養得宜沒有太大影響.

十二月八日建業就進三總做了第二次的手術, 這次手術時間約一小時左右. 住院一天就回家了. 一切恢復得很好, 下次回診驗血時PSA指數就掉落到1.9. 建業當時很高興, 以往的陰霾一掃而空. 計畫著家人的大團聚. 又安排和我出遊的規劃. 但我還是很不放心, 幾次回診後, 我問于醫師: 這樣的情況能維持多久? 于醫師簡略的回答說: 現在癌細胞只是冬眠狀態, 保持多久很難說, 六個月至五年的期間就會甦醒. 看個人的身體狀況而定. 所以定時的抽血檢查是必要的.

2002年的春天我們回到美國, 那時我們住在Berkly以東的一個小鎮, 開始時, 我們還一起在院子裡蒔花, 種菜. 不久後他無法蹲下, 腰也常覺得不適. 一位好朋友介紹了陳榮良醫師. 陳醫師在Sacremento 執業. 我們從家裡開車到他的診所都需要一個半小時. 看診時間再加上去,回的車程, 總計都要五,六個小時以上. 建業那時已不開車, 開車的任務只好由我擔下來, 每次回到家, 兩個人都累得彷彿癱在椅子上了.

幾次看診以後, 陳醫師建議最好開始電療. 一星期做五次, 總計要做四十次. 也就是時間持續八個星期. 當時我們對 ”電療” 一點概念都沒有, 只想到長時間的這樣來回跑, 實在吃不消. 正在考慮去Sacremento 暫時租一間屋子. 不想就在這個當口, 建業在院子裡摔了一跤. 右臂戳在水泥地上, 整條胳臂當時就腫了起來. 去家庭醫師診所檢查, 照了好幾張X光片. 幸好並無大礙, 只是電療的事就暫時擱在一邊了.

建業跌跤的事在孩子們之間討論著, 他們都認為那棟老屋不適合老人家居住. 我們的老屋位在東灣的山上, 從客廳向下望去, 舊金山市區, 金門大橋, 海灣大橋, 和舊金山海灣,盡收眼底.. 冬天滿屋子的陽光 溫暖怡人, 夏天太平洋的海風從海灣缺口吹進來, 都用不著開冷氣, 但是坡度很陡. 從廚房到後院, 階梯就有一層樓的高度. 建業就是在那裏摔倒的, 那裏的環境雖好, 卻只適合年輕人, 商量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換房子了.

2003年十二月 賣房子的廣告一推出, 不到十五天房子就賣掉了. 還來不及後悔, 就得趕快找房子搬家. 匆忙中到 LA 找到了一幢小樓房 位置在 Temple City 房子雖小兩個人住倒也強差人意 建業當時想他還不到七十歲, 上樓梯還不是什麼難事. 再說兒子承祖的家就在附近, 有事叫一声也方便. 若是住得不滿意可以再搬. 我們確實是高估了自己, 搬來以後就再也不想動了. 2004年四月搬過來, 在這裡一直住到現在.

到了LA 先去看蔡長宗醫師 (是陳榮良醫師介紹的. 說蔡醫師是泌尿科的名醫.) 蔡醫師看了建業的病歷 又做了骨質掃描及驗血之後說:"看起來並不算嚴重. 我給你換藥 再觀察一段時間.” 不過蔡醫師也很含蓄的說: 要來的已經來了, 就和癌症和平共處吧! 當然我知道這只是醫生安慰病人的話. 大家心裡有數, 也就不再深究了. 從此我們就成了蔡醫師診所的常客. 遵照醫師的指示, 每三個月驗一次血, 一年照一次 Bone SCAN. 雖然 PSA 的指數一點一點的往上升, 但是蔡醫師看過 Bone Scan 的片子和指診後都說: “PSA的指數只是參考數據. 實際上腫瘤變化不大”. 我們緊繃的心情也稍微鬆懈下來.

2006年九月, 我的老同學們發出重聚的邀請, 搭乘遊輪海上七日遊, 前往墨西哥. 年近七旬的老嫗們知道這消息, 都很高興. 當時建業的情況看起來沒有什麼異狀. 他也很興奮的說: “讓我做你的眷屬吧.” 不忍掃他的興, 我們就一起參加了. 多年不見的老友見面, 自然有說不完的話, 訴不完的心事. 七天後大家盡興的互道珍重, 各自回家. 這時建業才輕描淡寫的說: “前幾天我有血尿, 不過現在已經好了.” 接連幾天一切都正常. 蔡醫師檢查後也沒說有新的發現.

這樣又過了半年. 到2007年的四月, 建業又發現血尿, 而且一連好幾天. 大費周章的檢查了一遍後, 蔡醫師說: 膀胱出了問題, 要馬上進醫院動手術. 這是第三次的手術. 算一算距于大雄醫師說的冬眠時間, 剛好是五年. 手術後蔡醫師鄭重的告訴我: 好消息是所有不好的部分都已切除. 壞消息是證實了癌細胞已經蔓延到膀胱. 他給的建議是:休養一段時間後, 去和電療科的莊醫師談談.

當時我們的心情非常矛盾, 總想著生活上並沒有什麼大礙, 而且該切的部分不是已經切除了嗎? 再說建業雖然常說腰疼 但那是年輕時就有的毛病, "應該"不是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了吧! 我們不斷的說服著自己. 就這樣又拖了近半年, 看莊醫師的時候已經是九月底了.

十月開始做電療, 護士先在建業的肚皮上畫定位置, 是在骨盆腔和脊椎之間, 並囑咐洗澡時不要沖掉畫線. 一星期做五天, 每天早上九點鐘到醫院報到, 一連八個星期. 電療的過程並不長, 只是躺在床上讓電流通過畫好的位置透到背後, 十五分鐘就完成了. 每次建業走出醫療室都還有說有笑. 只是回到家後有點累, 胃口不好. 皮膚顯得乾燥, 體重一點一點的往下降.

這一年的十二月是老奶奶的九十大壽, 我倆和孩子們都回台灣, 一大家子團聚慶祝. 建業看起來清瘦了不少, 人倒是顯得有精神了. 再回到 LA 做例行檢查驗血時 PSA 指數一下子飆到169. 蔡醫師把建業轉診到一位專業腫瘤科張醫師的診所. 張醫師仔細的為我們解說病況, 說癌細胞已經蔓延開來, 現在用一種針劑打進靜脈, 可以控制癌細胞增生, 簡單的說就是要進行化療. 那時我們對化療僅有的知識只是: “會掉頭髮, 胃口差, 人會越來越瘦.” 張醫師並沒有否定這種負面的說法. 他只說: 這是目前最好的醫療方式. 你考慮一下, 下次回診時.告訴我你的決定, 再回診所見到張醫師, 建業說:”我準備好了, 做吧!”

2008年的一月開始, 每四個星期一次, 早上八點進醫院住進病房. 完成各種手續和準備工作後, 護士進來打針. 有的時候找不到血管, 就得多扎幾次. 建業也會抱怨連連. 我每次都陪在床邊, 看了也心有不忍, 但這是技術層面, 不能說什麼, 只好耐心的勸慰著: “快點好起來吧! 好了就不來了.” 在病房裡看著藥水一滴一滴往下流, 快的時候一袋滴完, 大約四個小時. 下午五點鐘就可以出院回家. 開始的時候, 精神身體都看不出異樣, 這樣連續做了16次. PSA的指數降到37. 當我們正高興痊癒在望的時候. 不想竟因感冒而轉成了急性肺炎, 住進加護病房, 這次病來得又急又猛. 我們很擔心建業能不能撐得過這一關? 幸好住院五天病情好轉, 就出院回家休養, 每天有護士到家給他打消炎針. 也開始用氧氣. 醫生說:化療的藥物攻擊癌細胞, 也傷了正常細胞, 所以身體免疫系統很弱, 不宜靠近人多的場合. 這是2009年的四月. 往後的三個月, 定時每星期去一次診所, 兩個星期驗一次血. 到七月又開始另一次的化療. 這次間隔時間縮短到三個星期一次. 肺炎雖然痊癒, 但是元氣大傷, 他的身體漸漸的弱下來. 再次的化療, 就沒有以前那麼輕鬆了. 做到第五次, 就和醫生商量. 可不可以休息兩個月? 這兩個月沒有針藥的折磨, 建業心情大好, 又因為掛念著在台灣的老奶奶, 我們就搭機回去了一趟, 回來後接著再做化療, 這時白血球忽然降得很快, 醫生說免疫力減弱, 已經到達危險地步.必須施打一種針藥增加免疫力. 護士每星期到家來打一針.

這時建業已經需要拐杖才能走路, 看病都得推輪椅去. 但他是個很樂觀的人. 從來都沒有放棄對生命的盼望, 每次看病都和醫生,護士談笑風生, 只是苦了我這七旬老婦, 既得開車還得搬著輪椅上下, 他說找個人來幫忙吧. 我總覺得不放心, 還是亦步亦趨的跟進跟出.

從台灣回來, 我因為高燒進了急診室, 意外的發現肺出現異常. 經過多次的檢查和切片, 證實我的確患了肺癌. 並且有擴散現象, 所以不能開刀切除腫瘤. 這消息徹底的讓建業崩潰了. 當場他就流下眼淚, 他很自責的認為; 以前吸菸的習慣和現在的勞累, 都是造成我罹患肺癌的主因. 我自己也很害怕. 倒不是怕面對死亡. 而是如果我匆匆的走了, 誰接替我來照顧他呢? (這時是2010年的四月.) 從這天起,建業的病情開始惡化. PSA,指數逐漸上升, 到年底已經到達298. 左腿水腫, 醫生說那是癌細胞攻擊了淋巴, 開些排水的藥, 很快就消腫. 只是次數越來越頻繁了.

年底的感恩節, 也正好是我們的結婚五十周年, 孩子們都回家. 這些年的風風雨雨都放在腦後, 好好的過了感恩的一天.

到了2011年春天, 夜裡常聽到建業的呻吟, 知道他疼可是又說不出那裡疼. 腸胃科, 骨科, 神經科都看遍了. 醫生開的止痛藥好像也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看著他輾轉反側, 我也手足無措, 常常一夜無眠. 但是人的精力有限, 太累的時候就會煩躁不安, 也會抱怨發脾氣, 那時他就一語不發的看著我, 過一會說: 氣消了吧! 每次事情過後我都很懊惱, 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反覆幾次以後, 我開始禱告: “上帝啊! 我不知道往後的路該怎麼走, 請你带領我, 賜給我力量,” 幾次禱告以後, 我開始能靜下心來思考. 腦子似乎也不那麼亂了.

“宗教信仰” 在建業和我之間始終是個避談的話題, 我出自一個基督教的家庭, 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他則是皈依的佛門弟子. 在"信仰”上我們都有自己的堅持. 五十年來每談到這個問題, 對話就尖銳起來. 後來他也注意到我禱告後的轉變, 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要是想去教堂, 就去吧!” 就在2011年9月, 我受浸正式成了基督徒.

2011年的7月時建業已經不能上樓, 我們在樓下擺了兩張床, 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床上, 感恩節那天是11月24日, 孩子們一樣回來團聚, 只是少了歡樂的氣氛. 當天夜裡他一會兒要我扶他坐一下, 一會兒要我扶他上床. 反覆幾次以後, 我實在累就睡著了.天快亮才醒過來. 看他還坐在椅子上. 心裡好難過. 說: “怎麼不叫我呢? 這樣坐著不累麼?” 他說:"看你為我累成這樣, 實在不忍叫醒你, 我雖然疼還能忍, 就讓你多睡一會吧!” 聽他這話我的眼淚止不住掉了下來. 又過了兩天, 疼痛的間隔,漸漸縮短, 每當痛起來時, 全身的肌肉緊繃, 身體僵硬. 醫生已經換了另一種止痛藥, 是貼在皮膚上的藥膏. 到這時彷彿也沒效了.和兒子商量的結果, 還是送醫院吧.! 這幾個月來已經進出醫院好幾次, 每次大費周章的檢查, 讓全家跟著都疲累不堪, 所以建業並不樂意進醫院, 可是強力止痛藥只有醫院才能供應. 萬般無奈只得同意了.臨出家門他說:”我這次去只怕回不來了.”

住進病房後, 才知道是肺部積水, 平躺時胸口悶, 喘不上氣. 積水抽出來就舒服了. 因為他無法下床, 插了尿管 排出的尿有血, 就又輸了血. 第二天 承祖貼心的送來一個蛋糕, 說慶祝我們結婚51周年, 這時才想到又過了一年.

第二天, 家庭醫生把承祖叫到外面說: “到這時候, 我們醫生所能做的有限, 下一步就只有插管治療, 問問你們家屬的意見.” 承祖知道我們早在2002年就在律師事務所預立了遺囑. 明白的寫著病重不必插管, 免得多受一次痛苦. 他問我要怎麼辦? 我也沒了主意,說:”只要爸爸不痛就好.” 於是他把所有的文件交給了醫院, 護士告訴我們要把病人移交給 “Hospise”.是一種類似”安寧病房”的住所. 那裏有醫生和護士24小時照料, 兩個星期後,病情若有改善, 可以再回醫院.

轉送到"Hospise" 是晚上11點. 辦公室已經下班, 第二天才能辦手續.病房裡一切處理完畢. 看他一人躺在那裏, 心裡十分不忍. 承祖看我累了好幾天, 怕我也出什麼狀況. 就勸我回去休息, 說有醫生和護士照料, 還有我們另請的阿姨作伴, 不會有問題的.

回到家以後也睡不安穩. 決定明天還是接他回來. 才睡著就被外面巨大的聲響嚇醒, 原來颳起了大風, 路旁汽車警笛響個不停, 不久, 幾次爆炸聲後電也停了. 第二天早上, 看到好多大樹被連根拔起, 倒在路中央, 警車封了路口, 繞了好幾條路, 才趕到病房, 建業病床前放著一個大大的氧氣鋼瓶, 陪伴的阿姨說: 斷電後, 機器無法供應氧氣才推來鋼瓶. 承祖勸我還是把爸爸留在這裡吧. 電路什麼時後修好也不知道, 而且沒有止痛藥, 爸爸不是更痛苦嗎? 想想也對, 只好簽字佔時住下. 希望可以快點好起來.

病房醫生給的是口服止痛藥, 吸收較快, 用滴管放在舌下, 開始時每隔40分鐘一次. 用藥以後可以睡一下, 醒來神智還是很清醒, 他嫌躺著不舒服, 想坐一會兒. 護士說: 他的骨頭太脆弱怕會骨折, 不讓我們扶他起來, 建業不停的抱怨. 一直說要趕快離開這鬼地方, 還好小女兒來了, 每天陪在床邊 才分散了他的注意. 只是疼痛的間隔越來越近, 住進病房的第六天, 時間拉近到15分鐘用藥一次. 他已經不講話,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覺, 隔天, 大女兒帶著外孫女恆從台灣來, 抱著建業的頭說; “恆來看姥爺了.” 他睜開眼睛看了周圍站著的孩子們, 又定睛的看著我, 我說:”大家都出去, 一個一個進來跟爸爸說話.” 等孩子們都說完走出去後. 他又睡著了, 從此就沒有再醒過來, 這是一個辛酸而痛苦的過程. 我們平靜的送他離去, 雖然不捨, 卻也慶幸他不再受疼痛的折磨.

回顧過去的五十多年, 我們一直是聚少離多. 只有退休後的這十六年, 才真正的在一起, 雖然他的病痛後期影響了我們生活品質,但是我並不遺憾. 畢竟我們相伴相依的走完了這一程.

感謝 主 讓我走在他的後面, 讓我不再有牽掛. 我願意將我餘下的日子為 主所用, 阿們!